她在坎坷命运面前迎难而上

因此，多数样本省份在执行《监督法》中立法审查标准的基础上，又借鉴、吸收《立法法》所设定的违背法定程序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审查标准，并将后者予以地方性转化——规范性文件相互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

由于个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力量失衡，很难寄希望于通过个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反复博弈而自发地生成公平合理的数据治理秩序。财产权保护的论证，如龙卫球：《数据新型财产权构建及其体系研究》，《政法论坛》2017年第4期。

See Hanoch Dagan,"The Craftof Property," Cali fornia Law Review,vol.91,no.6,2003,pp.1532-1533. ②参见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法中的地位》，《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具体而言，这些权利的启动要件基本集中在违法处理、超出原定目的处理、违反约定处理等情形。也即是说，其判断核心要素在于：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是否已背离信息处理的本意，超出信息主体所能容忍的限度与基本预期，并可能或事实上对信息主体的人格或财产权益造成侵害。一、个人信息权利束的法律性质重思 探究个人信息权利束的性质，在逻辑上需要回归权利束的法理基础。国家必须在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治理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规制者角色。

又如，还有学者提出，应当从场景化与行为主义的视角理解权利束的内涵，以执法案例的汇编与完善勾勒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度实践，需要以宪法上的人格尊严法益和民法上的实体性权益为保护目标，但在保护方式上，必须超越私法本位的路径依赖，以贯彻国家保护理念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基本法，建构多层次、多方式、多手段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落实国家的规制理性。他明确援引了拉兹的实践理由（practical reason）理论，将其作为他本人讨论的出发点，并将法律渊源等同于拉兹式的权威理由。

至于形式宪法概念，最初源于自然法学的社会契约论，要求对宪法的制定与修改设置较高难度的条件。就此而言，宪法修正案也并非宪法渊源，而是反过来渊源于宪法文本中的修宪条款（以及不得修改条款）。（三）宪法解释 宪法解释在我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宪法》授权行使的，因而在比喻意义上，宪法解释本身只可能渊源于宪法，而非宪法渊源。例如，在我国或者美国、德国等已经有成文宪法的法秩序中，承认规则所识别出来的即是各自成文宪法的有效性。

如果说凯尔森对法律渊源的批评针对的主要是法概念论层面，那么德国当代法学家诺依曼（Ulfrid Neumann）则从法学方法论层面批判了实证主义的法律渊源理论（positivistische Rechtsquellenlehre），因为法律渊源理论对权威论据与实质论据的二元区分无法很好地解释法律论证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法官自由裁量问题，也无法清晰地回答法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进行后果导向的论证。因而，无论持立法视角还是持司法视角的学者都无法否认对法律渊源作法概念论层面检视的必要性。

而将仅基于内容或道德论证的原则明确排除在任何一种法源之外。假使有人认为，某个权威通过自己所制定的规范就能够被确立起来，这相当于说，某个规范决定了自身被确立的条件以及自身被修改的条件，然而这样一种‘反身性（reflexivity）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2）法律的层级构造主要不是内容上的位阶，而是形式上的、授权关系方面的位阶。发挥上述功能的机构，即为合宪性审查机构。

而根据阿列克西的总结，基本规范具有以下三项功能：其一，从非法律世界到法律世界的范畴转换。一个值得追问的相关问题是：宪法解释如果抵触了《宪法》文本，是否就（自始）无效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能直接通过宪法文本优先于宪法解释这一规则设定来解决，否则将犯解释学上的错误。反倒是此次宪法学者加入讨论，使围绕在宪法渊源清单背后的宪法概念之争渐次浮出水面。因而正如前文所言，法律渊源并非最高的宏观问题，反倒更适合作为中观问题。

根据雷磊的相关描述，并基于上述疑虑，我们可以绘制出以下表格： 有疑问之处恰恰在于：法学方法论意义上的认知渊源和裁判理由假使不属于法概念论意义上的法，那么到底与后者是什么关系？这一点没有得到充分的回答。上述概念史上的重大变迁表明，法律渊源——无论冗余与否——将会涉及以下三个问题域： （1）就直观地理解而言，法律渊源既涉及法律的产生或创制，也涉及法律的寻找或适用。

在其1934年《纯粹法学》第一版中，凯尔森将基本规范的内容表述为：历史上第一部宪法的起草者曾经表达的任何意志，就是有效的规范。这似乎又意味着，法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法源最终只是裁判规范。

人们应当说清楚：法官究竟负有何种义务去适用超出制定法的、被认为具有渊源资格的其他材料？实际上，罗斯承接了凯尔森的法律层级构造理论，将法律渊源区分为宪法、制定法与行政法规三个主要层级，此外还分别探讨了司法判决、规章、合同、习惯法、事物的本性、法律科学（教义学）、法感、类比、制定法的精神、解释等在法律层级构造中的位置。因为制宪权恰恰既不是基于法律适用视角，也不是具有法律属性的规范力量。实际上，当前我国学界围绕宪法性法律宪法相关法的争论，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寻求解惑之道。那么，如何判定这些资料具有宪法上的意义？如何使其影响或者不影响宪法层面的国家机构的运作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这些问题并不冗余。一项命题不能自我指涉（a proposition cannot refer to itself）。其他法律渊源几乎都被列入认知渊源清单，决定这一清单之取舍的也只有那个唯一的效力渊源（制定法）。

实际上，实证宪法在原则上有被修改的可能性，且有被修改和被填补的必要性。拉兹的权威理由理论只是一种重塑可能性，而凯尔森早有规范层级构造与基本规范理论在前，此外有关法律体系的规则/原则模式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他主要采用的是司法裁判理论的进路，因为他的法理论并不涉及或者并不主要、也不明确涉及上述法概念论。相较之下，笔者尽管采纳了凯尔森的前述法律层级构造理论，但并不接受凯尔森的实证主义法概念论立场。

就合宪性解释而言，尽管宪法规范相对于普通法律规范具有非独立性或补充性（Subsidiarität），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规范仅具有间接或者二阶作用换句话说，禁忌为人类的法律贡献了基本的秩序模型。

一个具备良知的人，会对公共规则感到敬畏，良知就如同住在他内心的一个超自然法庭——康德说，良知很像影之随形，他想摆脱也摆脱不掉(41)——在它的作用下，人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让自己积极地做出规则所要求的行为，并尽力避免规则所禁止的行为。后起的法律将这一套保障机制完整地借鉴过来：一方面，通过在法律规则中设定法律后果的方式，来告诫和警醒人们，遵守或违反规则，将面临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普芬道夫才对义务作这样的定义：‘义务是指：基于责任，人的行为与法律的命令相一致。因此，犯罪行为一旦出现，便会遭到社会成员的共同谴责(49)。

(35)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第109-110页。我们知道，从外在来看，法律所依靠的乃是来自国家的公共制裁。

弗洛伊德指出：如果触犯禁忌的人没有自动受到惩罚，那么，全族的人都将陷入恐怖中，最后由大家团结起来执行这些被遗忘了的惩罚。所谓良知，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是我们对某些特殊欲望由排斥而产生的一种内在知觉。

在历史法学的眼中，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产物。其次，从主体要素来看，一方面，禁忌唤醒并培养了人类的良知与责任，让人们从内心将遵守规则作为自己的义务，从而为法律秩序奠定了主体心理基础。

⑦另外，需特别说明的是，就研究视角而言，本文拟采用的是法(哲)学的视角，而不是(法)人类学的视角。因而，社会控制的核心就转化为如何有效地引导和利用那些合秩序的倾向，同时对那些反秩序的倾向进行抑制。另外，据古罗马学者西塞罗称，在斯巴达人那里，人们能够用长矛所触到的所有土地都属于他们自己。然而，法律体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世俗化和理性化而来，禁忌体系中的某些观念和做法已经很难获得人们的认可，因而，法律体系中标准性共识的维护，无论是表现为结果性共识之具体内容的设定，还是应对违反标准性共识的外在手段，都不可避免地世俗化和理性化了。

这是一个事实，不过这个事实是感情的对象，不是理性的对象。(38)休谟：《人性论》，第510页。

经由这些实践，社会大众慢慢形成一种基本的判断和意识，那就是，人类不能仅凭本能行事。人类，无论属于什么种族，生活于什么地域，他们之间都存在很多相似的本能和情感(也即伽达默尓所说的本能性)。

三是外在保障，也即社会事先准备了一套惩罚机制，以不仅威慑那些试图违反规则的人，也压制和惩罚那些已经违反规则的人——这是法律秩序形成的保障条件。在实证主义法学看来，法律就是主权者发布的命令。